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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耀祖，你是个老同志了。该怎么做，你心里有数。”

    刘耀祖脚步顿了一下，没回头，推门出去了。

    从毛公馆出来，太阳已经老高了。刘耀祖坐进车里，把那张条子拿出来，又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务须谨慎，掌握实据。”

    他把条子折好，塞进贴身口袋。发动车子，往回开。

    一路上，他心里翻江倒海。

    毛局长这话，是什么意思？是支持他查，还是警告他别乱来？那张条子，是尚方宝剑，还是催命符？

    刘耀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一点，现在，他没有退路了。

    回到站里，已经快十点了。他把车停好，刚进大楼，就碰见余则成从楼上下来。

    “刘处长，早啊。”余则成笑着打招呼，“听说你一早就出去了？”

    刘耀祖心里一紧，脸上挤出笑:“啊，办点私事。余副站长这是去哪儿？”

    “去港口那边，看看货。”余则成说，

    “哦，那你忙。”刘耀祖侧身让开。

    余则成点点头，走了。走到门口，他忽然回头:“刘处长，你脸色还是不好。多注意休息。”

    “谢谢关心。”刘耀祖说。

    回到办公室，他关上门，叫来周福海。

    “处长，您找我？”

    “坐。”刘耀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“贵州那边，还有新消息吗？”

    “暂时没有。”周福海说，“线人说，王翠平最近很少出门，就在村里带孩子，搞妇女工作。没什么异常。”

    “孩子……”刘耀祖念叨着这两个字，“那个孩子，叫什么来着？”

    “丁念成。思念的念，成功的成。”

    “丁念成。”刘耀祖重复了一遍，“几岁了？”

    “快两岁了。”

    刘耀祖算了算时间。如果孩子快两岁，那应该是三十八年下半年怀孕。跟贵州那边报的“怀孕三月到村”对得上。

    “孩子像谁？”他忽然问。

    周福海愣了愣:“这个……线人没说。要不我让他们问问？”

    “问。”刘耀祖说，“偷偷问，别引起怀疑。就说……就说好奇，夸孩子长得俊，套套话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，”刘耀祖压低声音，“从今天开始，你安排两个人，轮流盯着余副站长。记住，要外勤队的生面孔，别用咱们处里的人。”

    周福海眼睛瞪大了:“处长，这……盯副站长？要是被发现了……”

    “所以才要用生面孔。”刘耀祖说，“跟外勤队说，是我安排的秘密任务，让他们嘴巴严实点。每天去了哪儿，见了谁，待了多久，都要记下来。特别是……他有没有接触过从大陆来的人，或者有没有往大陆寄过东西。”

    周福海脸上冒汗了:“处长，这事要是让吴站长知道……”

    “吴站长那边，我去说。”刘耀祖摆摆手，“你只管安排。出了事，我担着。”

    周福海走了。刘耀祖坐在椅子上，觉得后背全是冷汗。

    他知道自己在玩火。但火已经点起来了，不烧出个结果，他不甘心。

    下午，他去见了吴敬中。

    吴敬中正在喝茶，见他进来，抬了抬眼皮:“耀祖啊，坐。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“站长，有件事想跟您汇报。”刘耀祖坐下，斟酌着词句，“关于余副站长……”

    “则成怎么了？”吴敬中放下茶杯。

    “不是他本人怎么了。”刘耀祖说，“是他档案里的一些信息，跟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情报……对不上。”

    吴敬中没说话，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。喝了半杯，他才开口:“什么情报？”

    “关于他妻子王翠平。”刘耀祖说，“档案上写她三十八年八月在天津死了。但我们从贵州得到消息，三十八年十一月，有个叫王翠平的女人在当地出现。”

    吴敬中皱了皱眉:“同名同姓吧？”

    “年龄也对得上，籍贯也对得上。”刘耀祖说，“站长，这也太巧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想说什么？”吴敬中看着他，眼神有点冷。

    “我想……”刘耀祖硬着头皮说，“我想查一查。万一……万一这里面有问题呢？”

    吴敬中沉默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耀祖啊，”吴敬中终于开口，“我知道你跟则成有点不对付。年轻人升得快，老同志心里不舒服，我理解。但咱们做事，得讲证据，不能凭猜测。”

    “站长，我不是……”

    “你先听我说完。”吴敬中打断他，“则成是我从天津带过来的，他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这些年，他为党国立过功，流过血。现在到了台湾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咱们要团结，不能内耗。”

    刘耀祖想说话，但吴敬中摆了摆手。

    “你要查，可以。”吴敬中说，“但要有真凭实据。要是查不出什么，以后这种事，就别提了。否则影响团结，我对你不客气。”

    “是，站长。”刘耀祖低下头。

    “去吧。”吴敬中重新端起茶杯，“记住我的话。”

    从吴敬中办公室出来，刘耀祖觉得心里堵得慌。

    吴敬中明显在保余则成。但为什么保？是真相信他，还是……有什么别的原因？

    刘耀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现在他手里有毛人凤的条子，吴敬中也松了口，至少表面上松了口。

    那就查。

    往死里查。

    接下来几天，刘耀祖像变了个人。白天在站里，他该开会开会，该签字签字，见了余则成还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。但到了晚上，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看外勤队报上来的监视记录，不是打字机打的，是手写的记录本，一页一页翻。

    余则成的生活规律得很。早上七点到站里，中午在食堂吃饭，下午要么在办公室，要么去港口或码头办事，晚上六点左右回家，很少应酬。

    但有几个细节，引起了刘耀祖的注意。

    第一，余则成每礼拜三下午，都会去一趟中山路的“光明照相馆”。每次待半小时左右，有时候是取照片，有时候是买胶卷。

    第二，他每个月都会去一次码头，不是公事，就是一个人去，在码头边站一会儿，看看海，然后离开。

    第三，他住处附近有个邮筒，他几乎每天下班都会路过，但很少寄信。可外勤队注意到，有个戴帽子的男人，每隔十天半个月，就会在邮筒附近转悠，有时候会往里面扔东西。

    刘耀祖把这些细节都记在自己的工作本上，用红笔圈出来。

    照相馆、码头、邮筒。

    这三个点，连起来像什么？

    他想起以前在北平破获共党地下电台时，那些人的联络方式，就是用照相馆洗照片传递情报，用码头做交接点，用邮筒做死信箱。

    太像了。

    刘耀祖觉得心跳得厉害。他拿起电话，打给外勤队。

    “那个戴帽子的男人，跟紧了没有？”

    “跟了，处长。但他很警惕，我们的人不敢靠太近。”

    “知道他住哪儿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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